12月25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承办的《解码中国之治》新书出版研讨会以线上方式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出席会议并讲话，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王天夫教授代表主办方主持了会议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外交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围绕清华大学赵可金教授著述的《解码中国之治》一书展开讨论，并聚焦全球视野与国家治理视野中“中国之治”的学理基础。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解码中国之治》是在坚持“两个结合”的研究视角下产出的研究成果，是在贯彻“两个结合”推进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可喜的一步。彭刚认为，“中国之治”是党领导人民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探索的治理之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式和全球治理方案，蕴含着中国人民对于治理的价值追求，凝结了中国人民对于治理的实践探索。彭刚强调，未来“中国之治”相关研究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之治的理论资源及其时空条件和发展规律，研究如何理顺中国之治的理论逻辑以实现有理说得出、有理讲得通，关注中国的现实实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学术贡献。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在致辞中指出，在疫情背景下思考“中国之治”十分有价值。《解码中国之治》通过挖掘中国成功抗疫的经验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将治理成功归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政法逻辑、法治逻辑和理法逻辑的统一。期待更多、更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陆续丰富起来。
致辞环节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本书作者赵可金教授进行了书籍介绍。赵可金首先对各位专家领导对研讨会的支持表示感谢，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破了西方经济周期的悖论，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从理论上解释“两大奇迹”是激发其创作《解码中国之治》的原初动力。现有许多研究陷入二元对立，把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二元对立，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在非此即彼的思维中寻找普遍性解释。本书的根本立意在于打破二元对立，通过探索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发现关于中国之治的中层解释。生态制度理论是本书的研究纲领，理论提出政治秩序受制度设计和生态体系两个因素影响，并从生态环境和制度类型来分析国家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的秩序，秩序出现的原因以及变化形式。本书指出，中国之治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历史上早就形成的文化基因和在后天经验中逐渐积累的治理之道。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梁路介绍了《解码中国之治》一书的编辑出版。梁路指出，《解码中国之治》立意宏大，纵横国内外治理现状，深入中国不同治理领域，形成了对中国之治的独特解码视角。作为教育部高校主题出版的重点图书，该书对丰富主题出版读物内容、坚定历史自信有重要意义。在出版过程中也进一步加明确了学者和出版人肩上所承担的重任，要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力求推出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出版精品。
论坛第一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中国之治展开研讨，该环节由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树华表示，《解码中国之治》是一部研究大国治乱兴衰的很好尝试。研究大国的治乱兴衰，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治乱，政策决定输赢甚至治乱，能力决定速度、快慢、大小。解码中国之治需要从多角度、多维度阐释。未来更多的研究在解码中国之治时，应避免宏大叙事，避免把制度固化、僵化、泛化，认为制度能解决一切，并且要避免使用过于抽象和晦涩的语言，以提升可分享性。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指出，《解码中国之治》提供了很多深入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当下，在解码中国的宏大理论叙事之下，需要更加中观的概念和成果。中国近些年在经济高速增长、从严治党、反腐、贫困治理、乡村振兴以及环保等领域展现出了很好的治理效能。如何将中国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用学术方式讲清楚，需要学者下功夫。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打破西方强加的学术与威权二元叙事也是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双聘教授王栋指出，近些年来，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然而全球治理的定义权、理论阐释权、话语权其实完全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的理论话语相对来讲非常弱势，需要学界在理论供给、观念供给以及理论创新方面努力探寻。《解码中国之治》展现了赵可金教授对现实的敏锐把握以及理论创新的雄心和能力，体现了中国学者作出的杰出学术努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朱旭峰教授指出，《解码中国之治》的出版恰逢其时，且对“两个奇迹”的回答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和国际视野，具有非常强的洞察力。中国的治理之道需要系统地回应为什么在疫情期间，一个大国能够实现正常运转且能应对相应挑战。他提出，中国治理之道的很大特点是韧性，即面对困难坚韧不拔、能屈能伸，也能够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的决策者和专家互相信任，所以社会体系能够更好决策、更好运作，体现了这种韧性。未来，学者应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杨雪冬教授指出，《解码中国之治》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同时带有很强的理论关怀、时效性和创新性。未来学者在研究中国之治时应具有共情心以唤起阅读对象的共鸣，具有同理心即要找到“中国特色”之外的共同原因，具有共语能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跟现有研究形成相互理解的对话，避免自说自话。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指出，《解码中国之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出版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对构建出一套符合当前中国之治的话语体系做了重要工作。对于传播学者来说，既要强调有渠道平台作为“枪”，也要强调有内容作为“子弹”。中国要完成治理体系的对外表达，可能要从文明、国家、党以及时空四个主体层面进行清晰梳理。同时，中国治理要真正完成一个有效传播的过程，还面对着从战略层面上去做更进一步规划的问题，期待本书今后能在国际传播层面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论坛第二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治理视野中的中国之治展开研讨，该环节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唐晓阳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院长陈岳教授指出，《解码中国之治》实现了把“中国之治”的国家之治和世界之治相结合。他强调，大国之治必须包括全球之治。只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真正树立起全球性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之治才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同时，国内之治是国际之治或者说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中国话语是否有说服力关键还要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否成功，“两个奇迹”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提和基础。
外交学院院长王帆教授教授指出，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十分不易，形成了独特的经验，比如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关于当前的全球治理，大国之间在“全球公域”存在很多合作空间，但各国关于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投入等问题导致出现治理真空。同时，我们还需要回答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题、治理与舆论引导的关系问题。针对全球治理的难题，中国不可能独挑大梁，要学习和借鉴他国的有益经验，不断汇聚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指出，《解码中国之治》视野十分广阔，涉及中国之治的许多内在逻辑和因素。他表示，理解中国之治要放到全球政治视野之中，放到世界政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制度的两大主题之中，通过比较的方法从中观层面讲清楚。社会科学难的是组建跨学校的团队，希望未来可以集思广益，做出更多层面、更多维度的解答。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指出，中国之治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之治，是国内与国际统筹之治，是尽力与量力兼顾之治，是有效与增量结合之治，是带有区别的责任之治。面对当下治理赤字不断加重的趋势，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要做参与者、引领者，要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维护更多的中国利益，同时做出更多的中国贡献。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刘雪莲教授指出，全球治理的未来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机遇和空间，中国可以在未来的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理念都有对人和环境共生关系的理解和反思。全球治理困境在规则方面主体与规则间的互构问题给新兴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另外，中西方全球治理价值困境对未来全球治理形成了很大的阻碍，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些理念可以引导未来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向建设美好的世界方向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教授指出，《解码中国之治》具有很强的重大议题敏感度，结构安排合理，内容创新性强。他表示，当前中美之间不仅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地缘政治之争，现在更多又回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竞争。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在很多领域做得比美国好，然而不同国家的测量指标不同，很难找到一个客观标准判断国家治理的好坏。未来学者在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进行国际交流时，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用西方理论反驳对中国的批评，并尝试使用新的其他指标对比不同国家的治理状况。
最后，与会专家对书籍的出版表达了热烈祝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在论坛最后环节作总结发言。他提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学问，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关键词很可能是治理。《解码中国之治》关注中国版的国家治理，而中和思想是中国人处理治理问题的核心，生态制度主义理论是一种在理论上进行解释的尝试。希望在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对话，做到古今贯通、文理渗透、中西融汇，希望与更多研究者一起承担一代学者的责任，做到在继承往圣之绝学的基础上，开启新一代的学术新风。
供稿：全球产业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