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8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承办的“联盟理论与中国联盟战略”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此次研讨会是两校国际关系专业旨在增进校际联合、协同创新、共建一流学科而开展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单位8位学者做了会议主题发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近百名师生参加了会议研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陈琪副院长主持开幕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史志钦教授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分别致辞。史志钦教授在致辞中说，联盟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条主线，是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现象，与当前有关中国外交转型的讨论也密切相关。重要的现象需要更好的理论来描述和解释，所以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苏长和教授谈到，在包括清华国关、复旦国关在内的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已迈入新的台阶。他希望，复旦和清华国际关系专业今后能够在各个领域开展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合作。

上午第一单元的讨论主题是“联盟理论”，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赵可金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吴澄秋副教授首先发言。他对现有的联盟理论做了回顾和梳理，指出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联盟的概念和分类、联盟形成的原因、联盟的后果以及联盟的管理四个主要方面展开。从概念上讲，alignment和alliance是有区别的，前者针对特定议题，而后者则更机制化，更正式。现有的关于联盟形成的理论主要包括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公共产品和集体产品理论、基于历史经验的学习理论、安全和国家自主性相互替代理论等等。吴澄秋还谈到利益结构的相似性对结盟行为的影响。中国更看重国家自主性和经济利益，这可能是中国没有选择与俄罗斯等国家结盟的重要原因。

第二位主题发言人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刘丰副教授。针对当前中国朋友稀缺的现状，刘丰指出目前存在着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改变不结盟政策、不结盟但争取朋友（建立coalition）以及拆解对手联盟。就拆解对手联盟而言，刘丰区分了四种可能的结果：让目标国退出敌对联盟且成为自己的盟友、目标国不退出敌对联盟但保持中立、目标国不参与具体的对抗行为、阻止某中立国成为对手的盟友。关于拆解对手联盟的战略，刘丰认为现有的研究划分得还不够细致，缺乏对具体战略手段的研究。他将拆解联盟的战略划分为7种，按照从合作到对抗依次为安全保障、缓和、利诱、观望、威逼、颠覆和征服。同时他还指出，拆解联盟战略的成败取决于对手联盟的属性、战略实施国与目标国的关系以及目标国自身的属性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宋伟副教授对两位发言人的发言做了点评。他指出，相比较于alignment以及其他形式的联合，狭义的联盟（alliance）需要更高的门槛，需要更高更正式的承诺，这可能是导致结盟困难的一个原因。此外，由于对称性联盟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因此他认为拆解对称性联盟的难度不一定比非对称性联盟小。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联盟战略”，由吴澄秋副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曹金旭。他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联盟外部国家如何有效威慑联盟内部弱国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了不完全信息下的三方不对称军事威慑博弈模型。博弈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同盟内部强国的庇护或支持力度的增强，同时同盟内部弱国的挑衅性上升，盟外国家要想成功慑止盟内弱国的挑战，需要具有更高的威慑决心。当威慑者的决心较大时，威慑成功与否与挑战者决心的大小无关。当威慑者的决心较小时，威慑成功的可能性则取决于挑战者决心的大小。当现状的价值对盟内弱国来说增大时，其挑衅的意愿会下降。当冲突或战争的价值对盟内弱国来说增大时，盟外国家慑止其挑战的难度会增大。

第二位发言人是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周建仁。他指出，传统联盟理论认为共同威胁的存在是同盟形成和维系的前提，一旦威胁消失，同盟就会解体。但有时共同威胁消失了，同盟却并没有解体，比如冷战后北约的继续存在。而有时共同威胁存在，同盟却解体了，比如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对于前者，学术界已经有很丰富的研究，但对后者，现有的理论分析却非常有限。为此，周建仁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存在共同威胁情况下联盟解体的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联盟解体与否取决于弱国自助能力和弱国与强国的战略分歧两个因素。只有当弱国自助能力弱和战略分歧大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同盟才有可能解体。两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不满足时，同盟都不会解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吴日强副教授对两位发言人的发言做了评论。他建议曹金旭在后续的研究中不妨考虑将实力和决心两个概念分别界定和测量，这样模型的推导可能会更加精确。对于周建仁的研究，吴日强建议进一步加强理论框架和统计分析之间的联系，同时尽可能确保其所选的统计样本与其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相符合。

下午第三单元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联盟战略反思”，由陈琪副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银。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防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中国安全领域的矛盾和担忧。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不希望东亚安全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而它所采取的加强东亚联盟体系的做法，则又使得东亚国家的安全关系被固定化，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很难撼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如果选择积极应对，那么存在减压和加压两种战略方向。减压主要指安抚和让利，加压则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强硬手段使得周边国家意识到其安全压力来源于其对美国的依赖。周方银认为减压方式现阶段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

第二位发言人是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讲师张锋。他区分了有条约约束的正式联盟和无条约约束的非正式联盟两种不同的联盟形式。国家在共同应对威胁以外之所以还需要签订条约建立正式的联盟，是因为正式的条约是维持安全承诺的一种机制，它能够向外界发出一种可靠的信号。由于正式结盟的成本很高，所以这种信号才是可信的，其承诺才是可靠的。基于正式/非正式联盟的区分，张锋分析了中国结盟的三种可能的实现形式。如果中国的目标是防止外部直接的军事入侵，那么非正式联盟或者不结盟的效用优于正式联盟。如果目标是改善安全环境，那么非正式联盟的效用则会很有限。如果目标是改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性质和结构，那么非正式联盟将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正式联盟则有可能是有效的手段之一。张锋发言的最后还讨论了超越结盟战略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苏长和教授对两位发言人的发言做了评论。他指出，中国外交思想的特点是强调迂回策略，西方更多地是强调零和思维。受零和思维的影响，容易形成对抗性的两极。他认为，经济和安全的二元格局并非当前在东亚首次出现，美国与欧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就曾出现经济和安全关系的分离。

第四单元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联盟战略论争”，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孙学峰副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他指出，传统的结盟（alliance）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安全领域，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同样存在着结盟的现象。例如贸易领域的区域自贸区联盟以及货币领域的货币区等等。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尚缺乏一种专门关于国际经济联盟的理论。李巍进而重点讨论的货币领域的结盟问题。他首先对货币盟友进行了界定，进而对中国与18个国家签署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进行了案例分析，指出这就是中国争取货币盟友的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除了货币互换这种形式之外，本币结算、多边金融机构改革以及外汇储备持有等货币合作方式也能够形成货币盟友关系。在政治上，提供经济援助、开放进口市场、提供安全保护也是争取货币盟友的重要手段。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生左希迎。他对结盟政策对中国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权衡，认为当前主张结盟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分析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主张的利弊大小仍值得思考和讨论。他指出，结盟的优点主要包括：增加周边国家对自己的战略信任、拓展中国的影响力、形成一定的威慑。结盟的缺点主要包括：造成战略资源的浪费、丧失战略灵活性、加剧与美国对抗的烈度。并进一步分析道，结盟对于当前中国的边际效用很有限，负面的三种影响反而较大，因此如果中国以结盟作为其外交战略，这一战略可能会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项负资产。改变不结盟政策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匆忙结盟，有可能会自缚手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邢悦对两位发言人的发言做了评论。针对李巍的发言，邢悦建议对货币联盟的后续研究可考虑向更加理论化的方向推进，例如货币联盟有什么类型、它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货币联盟的管理机制是什么等等。对于左希迎的发言，她指出在讨论不结盟政策的利弊时，还可考虑从目标实现效果的角度予以评估。例如不结盟政策的预期目标是什么，不结盟政策实现该目标的效果如何，是否还存在着比之更有效的政策选项。

会议最后，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利于中国的论断。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却都呼吁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国际实力地位的变化。对于像当前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准）超级大国，承担国际责任是国际社会对其的必然要求，没有其他的选项。承担国际责任的核心，就在于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通过结盟这种方式做出正式的承诺。

此次会议从联盟理论、联盟战略、中国联盟战略的论证和反思等多个角度对联盟问题和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的讨论既深入又专业，彼此间相互审视、相互启发，收到了很好的讨论效果。有理由相信，此次会议将会对国内高校协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