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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华教授出席第一届两岸欧盟研究论坛大会

2011-12-20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2011.12.9

各位师长、同行、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很荣幸地出席“第一届两岸欧洲联盟研究学术论坛”并作发言,特向会议主办方与合办方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1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开始从事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工作,10年来,我们在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特向大家汇报如下:

一、研究团队

我们带领研究生团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开展了中国与欧盟关系的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我们避开了国内外学术界早已研究深透了的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欧洲经济与政治等宏观问题,主要研究中国与欧盟关系中的难题和热点问题。10年来,我们的团队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

欧盟决策程序及其两种权力

共同决策程序的引入对欧盟一体化的影响

欧盟成员国外交战略制约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绩效评估

欧盟对华政治态度动态考察

欧盟委员会对华政策文件解读

欧盟理事会决策机制与对华态度

欧洲议会涉台决议分析

欧洲议会涉藏决议分析

欧洲议会对华人权决议分析

欧洲议会党团对华及政治态度差异研究

欧洲议会绿党提案分析

欧盟对华武器禁令为何难以解除?

欧盟成员国对华贸易差异研究

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问题研究

欧洲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欧盟对华贸易救济决策?

欧盟与中国外层空间领域的合作与制约

新世纪中国与欧盟对非洲战略差异与未来合作趋向

我们指导研究生采用了科学实证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是对某些具体、微观的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并建构模型进行论证与检验。

 

二、《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

2011年9月清华大学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签署了《中欧研究合作项目》协议,该协议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主要由我们的欧洲研究中心来承担和落实。2011年10月我们邀请了两位格罗宁根大学的教授来清华讲授了《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和好评。2012年2月格罗宁根大学邀请张利华教授去讲学。双方商定以后每年10月格罗宁根大学派1-2位教授来清华讲授《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每年2月,清华大学国关系派1-2位教授去格罗宁根大学讲学。

三、与欧洲名校交流合作

我们不仅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开展了中国与欧盟项目的合作研究,互派教授讲学,学生交换,还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里尔大学互派交换生。从2012年起,我系每年可以派20名学生到这三所大学交换学习。我们把这些名额分给了人文社科学院其他系所共享资源。

与欧洲名校互派交换生项目促进了我系学生研究欧洲问题的兴趣。不少学生选择了欧盟及中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2011年,我们还与格罗宁根大学的教授合作举办行了《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出路》研讨会。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合作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邀请英、法、德、荷等国著名学者,中国外交部欧洲司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负责人出席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四、研究成果

经过近十年的科学研究,我们带领研究生团队完成了17篇中欧关系研究论文,从中选出了14篇论文编入《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论文集,该书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下面,我把该书对中国与欧盟关系问题的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关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1995—2007年,欧盟发表了七份对华政策文件,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欧关系的变化,这些文件所体现的对华认知及战略政策也有差异。本书对欧盟七份对华政策文件进行了解读。分析了这些文件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变化,归纳出了一条清晰的欧盟对中国战略政策变化的线索。

1995年,欧盟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文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确定了对华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主旨。1998年,欧盟发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提出要发展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将中欧对话提升至首脑层级。2003年9月,欧盟再次出台对华政策文件——《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提议建设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回应,2003年10月中国外交部发表了第一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国政府承诺“加强与不断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 。

2006年10月,欧盟发表了两份对华政策文件,题为《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 ,同时发布的还有欧盟第一份对华贸易战略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

通过解读欧盟对华文件,可以看出,2006年中欧关系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点,一方面欧盟强调与中国紧密的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把中国视为竞争性伙伴,对中国具有很强的防范之心。

关于中欧关系的模型,本书提出了“大双边关系”和“小双边关系”及多边关系相交错的立体模型,这种不同层次关系相互交叉的复杂性,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中欧关系的一些难题的难以解决主要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如欧盟对华军售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就与这种复杂性的关系直接相关。

欧盟内部三大决策机构和四大决策程序对于欧盟对华决策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本书运用空间模型对欧盟委员会议程设置权力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证明在欧盟理事会全体一致修改议案的规则下,欧盟委员会的议程设置权力比较大,也就是比在欧盟理事会有效多数修改议案的规则下大;运用权力指数分析方法对欧盟理事会否决权比例分布进行研究,运用空间模型方法对不同投票规则下欧盟理事会的否决权大小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证明全体一致投票规则下理事会所拥有的否决权比较大,也就是比有效多数规则下的大,欧洲议会在共同决策程序下的否决权比在合作程序下的大。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受到其成员国外交战略的制约,研究证明,欧盟现有的制度难以保证成员国之间利益一致、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自身的缺陷、政府间主义占上风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等方面的因素是欧盟成员国外交战略制约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根源。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由松散的政府间合作逐步向紧密约束的超国家一体化状态过渡。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有不断加强甚至“布鲁塞尔化”的趋势。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布鲁塞尔化”既不是“政府间化”,也不可能是“共同体化”,而是兼具两者的基本特性或某些特征,表现为一种近似“二元主义”的组织和决策方式,因此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一体化模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议会经常通过对中国人权、西藏、台湾问题的决议。本书作者运用统计法、内容分析法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对欧洲议会涉华决议的关键词和内容进行了分析,概括了欧洲议会对华人权、西藏、台湾问题决议的特点,分析了欧洲议会为什么频繁出台这类决议的原因。研究表明,价值观因素虽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通过抨击和炒作中国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提高议会党团和某些议员的知名度,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连选连任,是他们频频出台这类决议的主要动因。另外台湾方面对欧洲议会党团的游说工作也加速了对华人权和台湾问题决议的出台。

欧洲议会各个党团在对华人权、西藏和台湾问题的决议中表现了一定的共识性,但是,在对华人权动议中显示出了各自态度的差异。绿党党团(GREENS/EFA) 关注所有议题并措辞强硬、激烈,参与积极性最高。极右翼前国家之欧洲党团(UEN)、关注各项议题具体事例,态度十分强硬,参与程度也很高。中翼的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党团(ALDE)最关注司法不公议题,尤其关注死刑的废除,措辞较为强硬,参与积极程度仅次于绿党党团 (GREENS/EFA)和右翼前国家之欧洲党团(UEN)。极左的欧洲联合左翼和北欧绿党左翼党团(EUL/NGL)在对华人权各项议题上关注度不够,但态度强硬。而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EPP) 和左翼的欧洲社会党党团(PES)在关注人权问题的同时,也关注欧盟对华经济贸易合作,语气也比较温和。

中国政府外交部门如果了解了各个党团的态度和特点,可以有针对性的展开与欧洲议会党团的沟通与对话。欧洲社会党党团(PES)是欧洲议会的第二大党团,在对华人权问题上态度最温和,可以作为中国与欧洲议会开展交流的突破口。绿党党团(GREENS/EFA) 在各个党团中的态度最为激烈,参与涉华人权决议问题的积极性也最高。中国政府也应当给予高度重视,通过民间交流和互访,在科技、环保领域与他们积极对话。可以考虑邀请绿党党团议员来访中国,考察中国的真实状况以做出切合实际的评判。另外,中国应当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增强人权意识,努力与国际人权法接轨,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本书还对欧盟对华武器禁令难以解除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欧盟内部的阻碍因素是欧盟对外决策机制和表决程序,欧盟主要机构和各个成员国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的阻挠。其中,欧盟的“全体一致表决程序”和美国的阻挠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欧盟对中国大陆武器禁运短时期内不可能解禁。中国政府要适当地淡化这一问题,不要把这个问题放大到影响中欧关系的程度。

本书还研究了欧盟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结论认为,主要原因是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利益差异和分化,造成各成员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难以达成一致。另外,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与成员国利益集团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问题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争取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过程中,关键在于争取欧盟成员国和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支持。

关于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差异,本书的作者采用聚类分析方法,以2009年欧盟27个成员国对华贸易情况作为“横截面”,通过对欧盟27个成员国对华贸易的系统性研究和比较,展示了欧盟对华贸易的国别差异。按照一些贸易指标将欧盟成员国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在地域上存在怎样的分布特点。

研究者发现,欧盟成员国对华贸易差异具有地域性特点,北欧、西欧国家对华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更高、对华出口占其对外总出口更高、逆差占其对华贸易总额更小、逆差占其国国内生产总值更小,对华贸易的存量和发展速度都优于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对华贸易有待改进。

本书还研究了欧盟与中国外层空间领域的合作与制约问题,通过分析欧洲内部空间政策的整合过程以及中欧空间合作的历史,发现外层空间领域的欧盟对华合作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合作的产生来自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欧洲内部空间政策的整合,其二是在此基础上欧盟将空间合作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工具。

中欧合作是欧洲内部合作“外化”的结果。冷战后欧盟成功地整合了“欧洲空间政策”,空间合作也发展为欧盟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推动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也配合了双方的“多边主义”全球战略。与此同时,欧盟在与中国的空间合作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制约因素。由于美国把对中国空间能力有帮助的行为视为对抗性的行为,所以中欧“伽利略计划”等合作项目受到了美国的竭力阻挠。由于不具备直接调配资源的能力,欧盟对此往往只能选择妥协。

本书从多方位、多角度对中国与欧盟关系进行了分析与解读。总起来说,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有深厚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欧关系仍会以合作为主线。由于欧盟自身的复杂性,中国对欧盟的多层次外交既要有总体战略,也要有具体政策。中欧之间存在的难题、矛盾和摩擦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增强沟通与对话是中欧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途径。

除了出版专著以外,我们还编纂了《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简报》,把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中欧关系的成果和观点及时加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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