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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变迁”学术研讨会

2010-12-15

2010年12月11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政治科学》杂志社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办的“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变迁”学术研讨会在清华新斋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和世经政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十余位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者到会发表主题发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七十余位师生参加了会议讨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国际政治科学》主编阎学通教授做了精彩的会议总结发言。

会议期间,学者们围绕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系、冷战时期中国与东亚秩序以及冷战后中国与东亚秩序的构建等问题集中探讨了中国在东亚秩序变迁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战略挑战。与会学者提出,朝贡体系形成于魏晋时期,此时正是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已经形成,但中国军事实力衰落的时期。历史经验也表明,朝贡体系下周边国家虽中华文化怀有向往之情,同时对于中国的军事威胁长期心存芥蒂。因此,周边国家的“中国威胁”认知古已有之,并不是现代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产物。

与会学者发现,古代朝贡体系下中国为维持周边稳定所采取怀柔周边的政策是一种自我败坏的政策。一方面,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很难下定决心对周边国家进行征伐而倾向于采取怀柔政策。因此,周边国家的最佳反应就是不断骚扰中国。另一方面,当骚扰超过中国容忍限度时,中国只能采取征伐手段迫使周边国家臣服。由于中国不参与附属国的管理,这种臣服是有期限的,大约一代人时间之后周边国家就会再次骚扰,从而形成不利于中国维持地区稳定的循环往复。这也是朝贡机制最大的内在脆弱性。

在有关冷战时期中国与东亚秩序变迁的讨论中,与会学者强调,冷战时期中国成功的地区政策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以非凡的战略视野,利用美苏两极的结构矛盾,谋求相对有利的东亚战略环境。再如,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日本在中国地区战略中的地位,从战略高度思考和处理中日关系。在谈及当前中国与东亚地区秩序构建问题时,与会学者们认为,要充分重视近两年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变化,即由美国动员周边国家牵制中国逐步转变周边国家主动邀请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制衡日益崛起的中国。面对战略态势的变化,中国应适度修正大战略,以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更宽阔的战略思考,兼顾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协调运用经济手段和安全手段,经营好东亚周边安全环境,为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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